毛主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作者： 黎津平 转自博客网
【内容提要】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现在大家已经普遍接受了这一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一、毛泽东提出"一分为二"政治哲学及阶级斗争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很独特的危害又很大的"一分为二"政治哲学和阶级斗争理论。
"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说法，他明确提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没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做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这些论述从总体上和理论上来看应该说是基本正确的，但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来说"不搞阶级斗争，搞什么哲学？""现在社会上很复杂，没有一个人民公社不一分为二"，"有人提出包产到户，这就是搞资本主义，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才三分天下有其二，有三分之一掌握在敌人或敌人的同情者手里。" 这显然夸大了阶级斗争的必要性，走上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道路。
在毛泽东"一分为二"政治哲学中还有一个"设立对立面"理论，因为"设置对立面很重要"，比如右派，我们"让他们讲，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是有计划地这样做，目的是设立对立面"，然后"发动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同他们辩论，同他们对抗，把他们整下去。" 人们又称之为"引蛇出洞"或者"阳谋"。
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是全国将近55万名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受到残酷迫害，还有许多人受到牵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
在阶级斗争理论问题上，毛泽东很早就已经提出，并且越提越重，直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对我国主要矛盾也有错误看法。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做了正确决定，指出：我国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但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写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庐山上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
这种理论在1962年在党内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就会变成"国党"、"修正主义分子"，党内有一部分人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包产到户就要"两极分化"，一边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是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贫困，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长期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国际上的阶级斗争问题，全世界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要反帝必要反修，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应改名为中国修正主义，这样反修就不只是国际任务，而且中国共产党内也有反修的必要。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会议通过了全会公报，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错误的阶级斗争理论全面写入，并予以理论化、系统化，还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公开发表，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包括：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 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
1965年以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了。196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中提出了一个新论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后来爆发的"文革"运动的重点也同样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巧合。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斯诺问道："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所以他对刘少奇很不满意，觉得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 。结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酿成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冤假错案。
二、毛泽东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
随着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在苏共20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苏联全面否定了斯大林，而中共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建立了伟大功勋，他执政期间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尽管他有错误，但毕竟是第二位的，对斯大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赫鲁晓夫采取的批判方式是错误的，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是借口反对个人迷信而全盘否定斯大林，结果造成了"五个丑化"："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随后，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其他追随苏共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与中共关系也恶化了，中苏出现造成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大论战。
1960年莫斯科81国兄弟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苏共向其他国家共产党散发了一封长达6万多字的信件，粗暴攻击中国共产党。随后，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联竟然发表各种反对中共的文章近2000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捷克、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波兰、蒙古以及西欧、拉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也在报刊上连续发表不少反对中共的文章。中共中央决定反击，于是有了著名的"九评"苏共的大批判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中苏两党关系无疑已经无可挽回了。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敏感地想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问题，由斯大林被否定也想到了自己的评价问题。1966年7月8日他在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中透露了自己复杂又沉重的心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如何避免中国改变颜色，成为毛泽东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
当时，还发生了苏联军方主要领导人恶意挑拨中国军方反对毛泽东的恶性事件。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解除了赫鲁晓夫的职务，勃列日涅夫继任。11月，以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团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贺龙元帅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莫斯科纪念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11月7日晚，在苏联政府举行的招待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竟然对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元帅立即严肃地说："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根本不会实现的，而且是错误的！"周恩来总理得到贺龙元帅报告后立即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周恩来反驳说：是"酒后吐真言！"。 这一事件对毛泽东刺激很大，他1964年在谈接班人问题时指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不久他又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对军队干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随后他又说："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 毛泽东甚至还担心北京会发生"反革命政变"，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林彪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专门提到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感觉到了来自国际上的巨大压力，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苏联等国家的情况，他才决定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加以阻止。
毛泽东对于国内形势的估计也发生了严重偏差。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当时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做了过于夸大的和过于严重的估计的。
关于农村政权问题，毛泽东认为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王任重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原来听到主席的估计，1/3的地区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不少人还有怀疑，现在一接触实际，思想就通了"，"从社到省的各级领导机关，都有一批人烂掉了，还有些单位整个组织都烂掉了。"
关于工业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种种》报告上批示说："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可见，毛泽东认为工业企业领导权至少1/3以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不在无产阶级手中。
关于教育及其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认为"书可以读一点，但是读多了害人，的确害人"，"书读得越多越蠢"，"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城市工人，接触工业和农业，不然，学生毕业，用处不大。"根据毛泽东有关讲话精神，196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认为"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相当普遍，有些单位的领导权不是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被资产阶级篡夺了，不少资产阶级专家，正在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某些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爬上了基层党的领导岗位，有些学生不听党的话，不跟党走，而是跟着资产阶级专家跑，他们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使我国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危险。"就连军队院校也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我国的军事院校办得一塌糊涂，需要整理"，"过去没有军事院校可好了，打了几十年仗就是没有军事院校，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不识字和小学程度的；国民党尽办军事院校，什么陆军大学毕业，就是我们这些不识字的兵打倒了他"。既然普通教育和军队教育都办得不好，还有不少院校领导权也被资产阶级篡夺了，所以现在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关于文学艺术的领导权问题，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道："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又总结道："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关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领导权问题，毛泽东认为："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各个省要顶住"，"传下去，传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
毛泽东这些判断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
三、党内民主政治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严重，党内也没有一套限制领导人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由于毛泽东在党、军队以及新中国创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真心拥护，成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并成功地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但是，解放以后，随着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加剧，他的个人专断作风有所抬头，个人意见能够反对和压倒中央集体的意见，而党内在民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不可能对领袖起到监督和约束作用，当然，即使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情况下，党内也同样没有一套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尤其是对最高级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这就造成如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决策正确，国家和人民就会幸福，反之，如果主要领导人思想和决策都出现偏差，国家和人民就要遇到不幸的局面，而毛泽东在解放后，尤其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都出现严重偏差和错误，我们又不能阻止错误的发生，那么，全国人民就只有品尝十年动乱的苦果了。
在具体的领导权问题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非常普遍，而且"党政不分"居然还作为中央指示予以传达，造成严重后果。1958年中共中央就做出明确规定：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实行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解释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整管理体制若干暂行规定》中也明确提出要"大权独揽"，使得地方领导权逐步缩小。一切权力归中央，中央权力归于党，党的权力由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这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泽东本人就多次提出"书记挂帅"观点，强调发挥"第一把手"的作用，事实上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事情都由"第一把手"说了算，在地方各省、市（地）、县、镇（乡）、村如此，在各个单位如此，在中央各部、局、处、科如此，在党的最高决策层，当然是毛泽东个人独断专行，大权独揽，没有任何的监督与制约，整个国家、党、军队、各族人民全部系于一人之手，这里会有丝毫的民主气息吗？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怎么能不犯错误，而他犯错误，就意味着全国、全党、全军、各族人民都要共同承担错误所带来的后果，这就是国家缺乏民主，领导人个人独断专行的危害所在。
在领导权问题上还体现出许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家长制、一言堂到处横行，在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期甚至有人公开喊出了"要人治，不要法治"的口号，重人治轻法治的后果只能是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邓小平对此曾经论述道："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土地私有制，是成功、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他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概括地讲，封建主义在政治上实行皇帝制度，皇帝拥有无限权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和对全国所有人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实行独裁制度，一言九鼎，言即是法，不准任何人发表同皇帝相反的意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皇帝制度下，只有皇帝一人有人格，普天之下亿万臣民都没有人格，不管皇帝怎样蛮不讲理，都要受到尊敬，而皇帝对于臣民可以颐指气使，任意侮辱蹂躏，在皇帝制度下，皇帝被尊为神，可以经天纬地，永远正确，提倡愚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在封建社会还实行宗法制度，即家长制度，一个宗族大小人等都要听命于家长，家长对宗族的人有任意处分的大权。封建专制主义阴魂不散，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作风。
总起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活动，关于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和动机，他在1967年2月在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那无产阶级专政下又为什么还要革命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中有一部分被篡夺了。为什么自己搞起来呢？因为我国建国17年，17年来都很稳定。中国经过100多年动乱，终于统一了，稳定了。大家都很满意，但和一切事物一样，统一和稳定有它好的一面，又带来了不好的一面。一部分被篡夺了，稳定中包含着不稳定，搞这次革命可以把修正主义根子连根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