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青岛的束星北铜像
1979年束星北工作照
天才物理学家 束星北的悲剧
——《束星北档案》摘录
作者：□刘海军
坐落于青岛的束星北铜像
1979年束星北工作照
《时代文学》编者按：这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的一曲凄怆的悲歌；这是一个战士为了真理和尊严战斗不息的历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肌体上一道最深的伤口。
一九七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回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政道能为解决中国教育人才「断层」做些工作，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讲学。李政道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才，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那时，李政道不知道束星北在哪里。
束星北 （1907～1983）1907年10月1日生于江苏省南通唐家闸掘港村。1924年毕业于镇江润州中学，当年进杭州之江大学，翌年转济南齐鲁大学。1926年4月自费赴美留学，入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三年级。1927年2月转到旧金山加州大学学习。1927年7月，因慕名爱因斯坦，经日本、朝鲜、莫斯科、华沙，去欧洲游历，在爱因斯坦任教的柏林大学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当了一段时间研究助手。1928年10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师从理论物理学家e.t.惠特克和C.G.达尔文。1930年1月获硕士学位，随后到剑桥大学读研究生。1930年9月返美进麻省理工学院，师从D.j.思特罗克教授，任研究助教，并继续研究生学习。1931年5月再获理学硕士学位。1931年9月回国探亲。时值“九一八”事变。他投笔从戎，于1932年1月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因触犯蒋介石于1932年7月离去。1932年9月受聘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1935年7月物理系全体师生因反对校长独断专行而离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并兼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1936年8月在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回浙江大学，翌年升为教授。抗战期间，他随校到贵州遵义、湄潭，其间曾被借聘到重庆军令部技术室任技术顾问一年。1946年随校复员回杭州，此后曾兼任齐鲁大学和之江大学教授。1952年，因院系调整，到青岛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并转向大气动力学研究。当年，山东大学成立海洋系，物理系气象组转入海洋系，束星北任海洋系气象研究室主任。1955年“肃反”运动中受停职审查，审查结论为没有反革命历史问题，公开宣布取消政治嫌疑。1957年反右运动中又因对肃反中的错误做法提出坦率批评并提出遵守法制问题受到批判，1958年10月被错定为“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三年的处分。1960年转到青岛医学院任教员，继续管制劳动，1965年，撤消管制。1978年5月，被青岛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开展海洋物理研究。1979年得到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名誉。1981年起，先后当选为山东省和青岛市物理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海洋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1983年1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3年10月30日病逝于青岛。
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科学家
束星北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科学家。1931年回国后，他始终关心抗日，想为此做出一些贡献。1932年在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时，因主张抗日而触怒了蒋介石。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时，受到日机疯狂轰炸，他十分气愤，开始考虑研制一种能追击飞机的国防武器。到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形势危急，他放下教学、科研，应聘去重庆参加雷达研制。束星北秉性耿直，富有正义感。在1935年浙江大学物理系反对校长郭任远的斗争中，他是一个积极分子。有一次郭任远为拉拢教授们宴请全校教授，束星北当面质问郭任远，问他宴请经费从哪儿开支，弄得郭下不了台。中华民国时期他不了解共产党，也不同情学生运动，反对学生罢课。但是，在浙江大学于子三事件后，出于强烈的正义感，他第一个出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学生的罪行。1949年初，有人不小心在实验室丢了一本《论共产党员修养》，他拾到后秘密保存起来，保护了进步学生。他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曾修复一台从国外进口不久的脑电图机。当时对这台贵重先进设备，谁也不会使用，也不敢插手修理。束星北却主动愿修。考虑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处境，好心人劝他不必多事。他则说：“看到国家贵重仪器的损坏，而我袖手旁观，是我良心所不允”，“如果我修不好，就是批斗我也心甘情愿。”
对于束星北来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不能为国效劳那种精神上的痛苦。1964年当束星北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他不禁在家嚎啕大哭。他为自己有力不能出，有志不能酬而痛心，为不能与王淦昌在现场并肩战斗而伤心。他哭得如此伤心，全家为之震动，因为家人从来没有见他流过眼泪。
即使在自己遭到错误对待的境遇下，束星北仍然对祖国的日益昌盛感到由衷的高兴。1972年10月20日，他在给李政道的信中写道：你“这次回国，当能看到祖国经历的惊天动地的变化，28年前那种国内卑污，国际受辱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还矣！”表达了他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声。
一九七九年，航天部实验的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期，钱学森将这一任务交给束星北，由国家拨款一百万元人民币，请他准确计算出洲际导弹的运行轨迹，束星北分文未要，仅凭着实验室的一台计算机、一摞纸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
束星北是我国早期的一位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和教育家。他的一生是孜孜追求真理、辛勤耕耘播种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他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爱国科学家。
毕生从事高等教育，培养了几代科技人才
束星北回国后，毕生献给教育事业，即使身处逆境，也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
他启蒙并培育过一批国内外顶尖的物理学家，如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物理学会会长吴健雄，和杨振宁共同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中国核武器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等。
他在浙江大学任教19年，教过理论力学、理论物理、量子力学、热力学、电磁学、无线电、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物理讨论乙（与王淦昌合开）等课程。他讲课时物理概念清晰，富于思想性和启发性，引人深思。他着重讲透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凡领受过他的理论启蒙的学生，都会经历到理解了一个基本原理的真谛时那种豁然顿悟的乐趣，欣赏到理论思维的威力和自然界奇妙的统一性。例如，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使学生对力学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把难懂的相对论讲得深入浅出，一清二楚。
他讲课从不照本宣读，不作面面俱到的讲解。但对根本性原理却不厌其烦地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出发，以各种生动的实例，从不同侧面深入浅出地反复论证，使学生一通百通地理解、掌握、运用基本原理概念。例如，他讲热力学时，用大量实例证明第一类和第二类永动机是不可能的，进而阐明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阐明热力学熵的原理，并把熵的概念描述成可捉摸的物理量，使学生对难以理解的物理概念变得清楚、明了。他讲基本原理和重大发现时，几乎都按认识演变的历史，从黑体辐射到量子力学，从以太到相对论等等，讲清讲透。在历史地阐明和论证完毕物理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或定理之后，他总爱说“物理学是逼上梁山的”，以形容人们认识物理规律的过程。
20世纪40年代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系的学生，对束星北的教育才能是有口皆碑的，特别是曾经受教于他的学生认为，对物理学研究得这样精深且又阐述得如此清楚的人国内难有出其右者。
连他的好友王淦昌在谈到束星北的教授方法时，也很是钦佩有加：“（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课文（本），也不写讲义，常常是结合日常生活中所遇到事物深入浅出讲解新概念、原理等，讲得非常透彻，学生们都爱听他讲的课，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
他特别着重引导学生抓住物理学的一些本质问题。在讲量子力学时，他强调统计性和测不准关系，用大量事例着重阐明测不准关系原理。在讲狭义相对论时，他特别强调相对论的核心问题是同时性问题，在狭义相对论中，同时性只有相对的意义，只有时空的点才是绝对的。在讨论经典统计物理时，他强调指出统计物理的核心问题是玻耳兹曼的H定理。
束星北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他要求学生对学过的东西一定要消化，不赞成死记硬背。他经常讲应该吸收那些对的部分，摈弃那些错的部分，反对盲目引述文献和专家权威的话，认为如果不变成自己的东西，即使说对了也无用。他所出试题相当部分要求灵活运用讲授内容，靠死记硬背是答不出来的。如讲力学轨道运动时，他向学生提出“月球与太阳之间引力大于月球与地球之间引力，为什么月球绕着地球转”。为使学生接触物理学最新进展，他与王淦昌合开了“物理讨论乙”，介绍物理学的前沿领域，当时出现的一些重要进展他们都讲过。例如，王淦昌讲过中微子和β衰变实验，束星北讲过费米的β衰变理论和达尔文的狄喇克方程严格解。他也让四年级学生作文献研究报告，培养他们阅读文献和独立思考能力。
束星北是一位严师，又平易近人，关心爱护学生。浙江大学物理系培养出了相当一批理论物理人才，与他的启发教育是分不开的。李政道的成长曾得益于束星北对他的精心培养。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永兴场浙江大学一年级念书时，与束星北的侄子同班，常到束星北家中去玩。通过提问题，他发现李政道是个天才，便格外培养。这一年，束星北每两周去永兴场一次作普通物理辅导。几乎每次去都和李政道在楚馆（一年级教室地点）物理实验演示室热烈地讨论问题。李政道原是工学院学生，到二年级，束星北亲自帮助他转入理学院物理系。到湄潭后，李政道经常睡在双修寺物理实验室，束星北晚上也常去双修寺，两人往往谈到深夜。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进犯黔南后，浙江大学出现从军热，李政道激于爱国义愤，决心去重庆报名参加青年军，因路上翻车受重伤而作罢。他写信告诉在重庆的束星北，束星北派车把他送回湄潭。后来，束星北利用接眷车把李政道接到重庆，随后介绍他去昆明找吴大猷，转学西南联合大学。李政道念念不忘束星北对他的关心培养。1972年12月4日，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期间，就给当时在青岛医学院劳动的束星北写信，信中提到“先生当年在永兴、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念，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1952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除讲授物理课程外，还主动要求参加普通物理教研组，亲自辅导提高该组教师水平，对物理系教学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青岛医学院期间，束星北精神上、生活上极其痛苦与艰难，为提高青年教师数理基础，他仍非常认真、尽心尽力地讲授电动力学、傅里叶级数、普通物理学、微分方程、矩阵、医学生物统计等课程。
晚年，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提出首要任务是要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物理队伍。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他举办了有28名经过他挑选的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习班。针对多数学员理论基础不牢，他比较系统地讲授了张量分析、流体力学、数学物理方法等课程，还边学边教，讲授了动力海洋学。后来，他所培养的28名学生，大部分成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他们在各领域研究课题中都是学术带头人。他所创建的研究组，成为我国从事海洋内波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防科工委顾问、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作为20世纪40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束星北的研究生，是这样回忆他的导师的：
‘我第一次见到束星北先生是在1937年秋，那时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浙大将一年级新生迁往天目山善源寺上课。一天，束星北先生来到天目山，一年级物理老师朱福火斤先生请他吃晚饭，我们几个一年级新生去找束先生，请他和我们谈谈。他当时同意到物理实验室去谈。他一开言便考我们，他摆动一个桌上的天平，问我们为什么会摆动。用这个例子讲，学物理就是要把遇到的现象能分析解释。这就是我们进浙大所受 听 到的生动的物理学第一节课。以后一年中，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乃至广西宜山才定下来。那时我们已是二年级。听束先生的理论力学。他的讲法令人感到物理现象和生活（是）融和在一起（的）。就力学（来讲 必须弄清什么是速度和什么是加速度。这是掌握牛顿第二定律的实质。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力和加速度是绝对的，而相对加速度只能是运动学上（的 名词。对此有深刻的准确的认识才能对力的特性有所认识。束先生第一次考试出了这么一个题：“月亮同时受地球和太阳的引力，而太阳的引力比地球的引力要大得多，为什么月亮跟地球转了 ”我们有几个人答对了，他上课时说：我心中十分高兴，你们答对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深思熟虑地（的）将科学知识传授给学生（的），有深刻的内涵和启发性。你能忘记这个考题吗？像这样的事例在他的教课中很多，大家都说束先生的课难学，但能真正学到手。
在遵义我是四年级了，他开的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讲演也很独特，（他）着重讲了两种永动机失败的许多实例，并从中得出结论：热力学过程中的规律是只有在可逆变化中。世界上总的熵是不变而且熵可以积分成为状态的函数，其他过程的熵只能单调增加。把熵描述成可以捉摸的物理量，不像一般的（地）叙述为数学公式。他十分强调热的概念：只是在能量流入或流出物体时才称为热，其余的不是“热能”，是内能。这样既生动实际又严格的 地 描述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给学生一个正确和具体的观点。实际上这是在排除接受常有的热力学中许多错误的认识。
他讲的量子力学，十分强调测不准原理的事实根据，从实际测量中或数学推导中引出：将原理化成与实际等同。但这与实证论（Positivism）不同。规律性只要有实践证明，并非要求每一过程的规律都要重复的（地 证明。他讲量子力学着重坚持实践的结果，而不必过分去猜测超实践的问题。这就排除了爱因斯坦等人去寻找隐函数的问题。量子力学本身是一个完全 的 系统，并不需要和可能有更多的内在规律，只要严格推导他 它 就可以了。比如按量子力学，同一核子为什么先后（在）不同时间衰变发出粒子，我们回答这是
量子力学讲几率。再问为什么有几率不同，那就问到家了，他指出：“你说相同的核子，其实核子本来不都相同的！”这真有些像禅宗惠能回答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从这里可以看到束先生对原理真是深思熟虑，已经深入到哲学境界了。他引用玻尔在《原子光谱和自然描述》一书中最后的结语，描述量子力学：在这个宇宙的戏剧之中，我们同是观众也是演员。’
束星北多领域科学研究成果
一、理论物理研究
1952年前，束星北在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涉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等多个领域，其主要工作在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方面。
束星北是我国早期从事相对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定律，开始时只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近似解，随后k．史瓦西（SCHwArzSCHilD）得到球对称静力场的精确解。30年代初，束星北曾试图推广到球对称的动力场，得到有质量辐射的近似解。
统一场论是爱因斯坦终身追求的广义相对论的基本问题。爱因斯坦引力场几何化的成功，立即导致用类似的纯几何概念来描述电磁场的愿望。H.韦尔（weyl）、爱丁顿和爱因斯坦本人都曾经想通过对b.黎曼（riemANN）几何的修正，把用于引力场的广义相对论推广于电磁场，但都没有成功。1930年前后，束星北也试图探索引力场与电磁场的统一理论，考虑了引力场与电磁场的根本异同，他提出用质量密度ρ和虚数电荷密度iσ之和ρ十iσ代替广义相对论中的能量－动量－张量中的质量密度ρ，从而导出一级近似的复数黎曼线元，实数部分正好代表引力场，虚数部分正好代表电磁场，并由之进一步推导出麦克斯韦方程组和洛仑兹作用力方程。这样得到的理论特别简单，而且使电荷、电流密度和电磁势之间的关系立即变得清楚明了。
1942年，浙江大学迁到湄潭后，他又开始探索任意参考系之间的相对性问题，试图放弃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由等效原理中的时空变化率，进入相对论，只承认洛仑兹变换，将普遍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唯一的统一的时空。他曾用瞬时微分洛仑兹变换方法，得到任意相对运动的参考系之间的变换，电磁场张量在具有相对加速运动的参考系之间具有相对性：无论是电荷加速运动、观察者静止，还是电荷静止、观察者加速运动，所观察到的电磁场完全一样。
束星北所研究的都是相对论的基本问题。但由于这是一个尚未成熟的课题，更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他的研究探索多次中断，未能继续深入下去。在他受到政治打击之后，他还于1965年写成了《狭义相对论》书稿，很有特色，王淦昌为之写了序言，可惜该书未能出版。
1928年狄喇克提出电子的相对论运动方程，奠定了相对论性的量子力学基础。这一伟大理论立即引起了很大轰动。达尔文曾对狄喇克方程求得严格解。在这期间，束星北正好师从达尔文，还到狄喇克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因而对狄喇克方程也曾有过很大兴趣。狄喇克方程提出后，许多学者曾就该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示形式的进一步完善进行了研究。束星北于193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探索。他利用广义超复数系，通过对黎曼空间度规的线性化推导了一些黎曼几何中类似的结果，主要是在四维情况下写出了狄喇克方程，从而在狄喇克方程的数学基础和表现形式的进一步完善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束星北在该工作快结束时，看到r.A.福克（FoCk）和D.伊凡宁柯.做了类似工作。他们的基本思想相同，但处理方法不同。束星北所研究与应用的广义超复数系，其性质与克里福特群类似。80年代，克里福特群被引入量子场论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束星北在狄喇克方程方面的工作是有创造性的，但写完论文即回国探亲，该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这篇硕士论文也没有正式发表。在浙江大学期间，束星北在量子力学方面也作过不少研究，但大都没有成文发表。
二、大气动力学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束星北到山东大学物理系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面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束星北毅然放弃相对论研究，决心献身气象科学。在他主持下的气象研究室，从开始只有几个人，迅速发展成为20多人的研究室。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工作，加之雄厚的数理基础，研究工作很快上手。短短两年（1953—1954），写出气象研究论著近10篇，从物理学角度对大气动力学作了理论探讨。
在气象研究中，对于干空气绝热运动一般视作等熵变化。从等熵运动中，束星北得出决定温度直减率γ变化的因素有：空气压力变化、水平辐合和冷暖平流切变等三种。理论上比S．彼得逊（PetterSSeN）和b．赫尔维茨（HAurwitz）等所得结果更完善。在大气骚动和空气运动学方面，束星北得到的波速方程比C．G．罗思必（roSSby）的结果在形式上更为广泛，理论上较为完整。他还从大气骚动导出温压结构的槽脊方位和倾度关系，提出倾向与强度相互消长变化等结论，有助于对西风波的认识。束星北在“高空变压计算法的建议”中导出的高空变压公式与罗思必的公式大致相同，而理论上更严格些。关于基培尔学说，束星北曾发表两篇文章，为基培尔的假设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从基本假设出发导出预报方程，避免了基培尔学说中不合理的设想和简化。
正当束星北对我国气象研究开始有贡献时，1955年“肃反”开始。从此，他被迫停止了刚刚有了一个良好开端的事业。
三、动力海洋学研究
束星北晚年为开创我国动力海洋学研究鞠躬尽瘁。大约在1978年初夏，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容三次请束星北到海洋研究所工作。束星北为这位所长的诚心所动，于1978年盛夏正式到海洋研究所工作。在他古稀之年，又抱病投身于我国海洋科学事业。
1980年春，在动力海洋学习班上，他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汪德昭所长共同倡导，在我国近海开展海洋内波的观察研究，在海洋研究所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海洋内波研究组进行内波理论的探索研究和现场观察。为此，展开了测温链的研制，1981年完成了由12个铂电阻探头构成以单板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并在黄海进行了内波测量试验。接着又开始研究16个热敏电阻探头构成的微机控制、取样、记录的测温链。正当他满腔热情为我国海洋科学事业不遗余力地刻苦工作的时候，不幸于1983年10月病逝。1984年他所创建的内波研究组研制成了第二代热敏电阻测温链，并用于海洋内波的正式现场测量。1985年发表了由他的学生执笔，以他为第一作者的两篇有关海洋内波的论文。这些虽是初步的工作，然而是我国海洋学界公开发表的有关海洋内波的最早的研究论文。
凡与束星北共过事，受过他教益的人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态度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虔诚好学，思想敏锐，理解深刻，好穷根究源。30年代量子力学和核物理是引人瞩目的前沿领域，他回国后一直关注着这些研究领域。因爱因斯坦与玻尔在原理上有尖锐的分歧，1937年5月N．玻尔来中国讲学时，束星北对此曾多次向玻尔请教，两人讨论十分热烈，给玻尔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30年代末就认为幻数对核结构有重要意义，曾让他的学生研究过这个问题，他还强调群论在核物理中的应用。1942年暑假，他在湄潭专门组织了群论讨论班，讲韦尔的《群论》，重点是讲在原子光谱和核谱方面的应用。这在国内是比较早的介绍。
柬星北富有洞察力。1939年他讲授数学物理方法时，主要讲正交函数和希尔伯特空间、格林函数和积分方程，提出应用特异点解微分方程的方法来处理物理问题。早在1941年，束星北针对量子电磁场高次微扰计算中的发散困难，提出将发散上项切断（Cut－oFF），继续计算下去，可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接近贝特于1947年计算兰姆效应的观点，他对氦的电子能级计算得到与贝特相同的修正值。可惜当时这些工作都没有进行到底或写成文章。他认为测不准关系是基本原理，对于单粒子系统，测不准关系应该能直接给出体系的基态能量。根据这一观点，他成功地推导了谐振子、氢原子和类氢原子基态的能级，结果刊登于英国《哲学杂志》。
束星北从来不人云亦云，盲目接受前人观点。在电动力学中，麦克斯韦方程组既有一个推迟解，又有一个超前解，通常认为超前解不符合因果律而被舍弃。束星北却认为，如方程式数学上正确，就不应舍去合乎一般物理要求的解。经过钻研，他论证了当恰当注意边界条件时，这个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都不违反因果律，而通常在人们感兴趣的外向辐射的边界条件下，舍去超前解又是正确的。1945年，j.A.惠勒和r.P.费因曼曾把辐射的原因归因于吸收体的存在。束星北对此发表一篇文章，根据他对波动方程的超前解与推迟解等同的证明，论证了“吸收体的反作用”不存在，认为他们所说的“吸收体”无任何物理真实性。
束星北精通理论又十分重视实际。他在无线电方面既熟悉理论又能动手。抗战时期，在湄潭他同工人一起修好报废的发电机和冰箱各一台。他与实验室技师任仲英合作研制成功在铜铁上涂镍，获当时国家奖。1944年，因国防需要他主持雷达研制，探测地面约10公里远的目标获得成功。束星北认为气象研究是一门应用科学，他的工作不满足于理论推导，必须联系实际以验证，进而探讨用于天气预报的可行性与方式方法。在青岛医学院劳动期间，他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科学，做了大量技术工作，修好和研制了一批当时国内难以修理的精密电子仪器。1972年底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委托的冲击功对金属胶粘剂的破坏因素研究。1978年又为航天工业部计算了洲际导弹弹头接收和打捞的最佳时限，确认在3分钟内可以立即打捞。
天下第一才子
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活跃的代表。在一些人眼里，束星北属于那种秉性出众、智慧超群的天才人物。他的学生程开甲对老师的评价是：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学家、科学家，在中国科学界是罕见的，他的物理学修养和对其内涵理解的深度，国内也是少有的。
束星北像个巨大的章鱼，除去自己的“专业”还将吸盘伸向所有能够到的地方：死光（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于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他都潜心研究过，有些限于条件没能进行下去，有的出了阶段性成果，有的竟也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取得了成功。这说明束星北不但有理论，也有动手能力。
在浙江大学，程开甲是束星北惟一一个研究生，毕业后又在物理系作助教，跟随束星北时间最久，对他的天赋和智慧也体会最深，他认为束星北的物理学天赋是无人能及的，有极多的思想或念头在他那智力超常的大脑里，而那些思想与念头，如果抓牢了，琢磨透了，就极有可能会结出轰动世界的果实。如对量子电磁场的高次微扰的计算，就是一个足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为量子电磁场的发散不能计算，因而人们无法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可是束星北想出一个点子，“将发散上限切断，（Cut-off）继续进行下去，就可以得到原子能级的电磁场修正。这个想法实质上已经接近了Bethe计算LambRetherford效应的观点（当时
Lamb效应还未发现，到1948年才发现）。那时他要王谟显先生用手摇机计算，我用分析方法，对于He的电子能级计算，并得到相同的修正。当时只能作为一个预测的计算，并没有想到以后真会有Lamb效应。这可明显看出束先生的深入远见。但束先生有一个弱点，工作做好就放下，不久就忘了，不然，这些工作以及他未继续下的其他研究工作（如果能够继续下去并）开花结果，那可以说是十分宏伟的。”
程开甲认为，束星北科学素养与天分是无庸置疑的，他对物理学的认识与深度，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思想与认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作用，很多见解在今天的实践过程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和机遇（的原因），没能显示出来，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这个时期，束星北踌躇满志、雄心勃勃，即使一些老耄称誉他“天下第一才子”，他也欣欣然，既不自谦，也不觉为过。心里本来就有这样的感觉，“我28岁就成了名教授，自持有大才，恨不能把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比低下去。”
他自觉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眼前晃动着。这样的念头，早在1937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扎下了根。
凡熟知束星北的人，没人怀疑他的能力和天赋，就如同没有人怀疑王淦昌的能力和天赋一样。以后的日子，如果世界上一个重大发现和新的学说有了他的名字，他们会觉得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实际上王淦昌的经历就是如此。可是束星北的道路却未能这样延续，他早早地从这个如鱼得水的舞台退了下来，并很快就消失了。
李政道把束星北看作自己的“启蒙光源”，他在书序中感喟地写道：“束老师后半生的遭遇，让我心里很难过。科学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追求的目标是真理和真理的普遍性。束老师为了追求真理，争取科学研究和教育年轻人的机会，竟会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何以会如此呢？探究原因，如此这般能说出不少；笔者这里想谈的是其中的一条，就是那句老话：“性格即命运”。
束星北的性格显然来自于母亲的“遗传基因”，他那外号叫“束大嘴”的母亲，是个生性刚烈、直率的人；母亲恐怕没想到，这种性格的遗传，会给儿子以后的人生带来如许的厄运。
束星北和爱丁顿
束星北在英国求学时，他的个性倒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在剑桥大学，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是一位理论天体物理学家，曾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天文学会会长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主席。这么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牌教授，却没让束星北有丝毫“望而生畏”的感觉。书中写道：“他（爱丁顿）从不强迫学生做什么，怎样做。有时（束与他）交谈会变成争论甚至争吵，也没关系，爱丁顿不会因对手只是一个还没有出道的毛头小伙子而在意。爱丁顿喜欢争论，欣赏争吵。多年之后束星北登台讲学时，常说起这个可爱的英格兰老头：好的老师会在恰当的时候，在你的脑门上轻轻一拍，你晦暗不清的脑袋突然亮了起来。”
后来，爱丁顿把束星北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那里束星北完成了硕士论文，这篇论文独到新颖的思路和方法，超越了导师爱丁顿。当然，这也正是爱丁顿衷心赞赏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
束星北与王淦昌，尽管经历不同，性情更是形同霄壤，可是对科学事业的执着与严谨的精神相同。在专业上，两人虽各有所长，一个擅长理论物理，一个擅长实验物理，但整体实力相当。从学业经历上讲，两人都乘坐过“科学英雄时代”的列车，都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
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形同两军对垒。如在湄潭时期，两人曾为大学四年级学生专门开设了“物理讨论”课程。课程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主要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实际上是两个人和全体学生共同的讨论或争论，两个主角无论谁登台做主讲，另一个一定会不断地在下面“拆台”，不断地提问插话、诘问
“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有时候，两个人竟像顶了牛的小孩子一样，头对头，喊叫着，争得面红耳赤。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科学研究上，两人也是须臾不可分离的伙伴，尽管各有所专，却每有新的题目或思想时，必到一起探索讨论。学生或同事有疑问或新发现，王淦昌一定要将他们引到束星北那里。他常说，束星北鬼点子太多了，你们去讨吧。反之，束星北也是如此，他称赞王淦昌的语言是：他肚子里的货很多，你们得盯紧点。
有时两人也就共同关注的题目进行研讨，如核裂变和Bohr的色散理论或β衰变理论等。据程开甲称，40年代初，两人已开始讨论研究如何击破原子核了。从中也可以看出，两人的研究已完全进入国际物理学的先进行列了。
束星北与王淦昌无疑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物理学大师，他们不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卓越，还一同创造了中国物理学的一代学风，建立起中国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的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闻名于国内和世界物理学界的人才，如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
湄潭期间，束星北的相对论研究也越发地深邃、成熟。在湄潭，他开始从一个新的途径继续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了探索。他将精力集中在从罗伦兹匀速变换发展加速变换，导出加速变换方程。他认为匀速变换是相对的，而加速是绝对的，其桥梁应当是罗伦兹变换。他力图证明等价原理中时空变化率，从而进入相对论。这种思想是极为大胆新颖的。它实质上等于否定了爱因斯坦的引力场理论，只承认罗伦兹变换，放弃了爱因斯坦统一场论，时间空间的弯曲是由相对运动物质的加速而来的：将普遍的时空变成相对于运动质点的时空，而不是一个统一场的时空。粒子物理、场论、宇宙物理都是科学上的难题，远没有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因而束星北新颖大胆的思想观点也难以证实，但是从中可以看到他敏锐而又独到的思路。没有超凡的实力与功底，是难以进入到这样的科学深度的，这一点，老友王淦昌是从不会怀疑的。“星北在湄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工作，是用特殊相对论的原理，推演物质在加速时，也是可以有相对关系的。这项工作很有趣，他把所得结果发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杂志Nature（即《自然》）上，时间估计是在1944至1945年间，论文是以束星北、蒋素卿两个人的名字发表的。我出于好奇，也将这个公式用一般的相对论原理试加推导，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束星北和玻尔
1937年5月20日，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来到中国。他访问了上海后，受竺可桢之邀，专程到浙江大学作了原子核的学术报告。束星北就是这个时候有缘与这位量子力学大师相识的。大师在杭州游览讲学的几天里，束星北和王淦昌几乎与大师寸步不离。束星北同他探讨了原子核的复合核与液滴模型思想以及他本人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王淦昌同他探讨的是宇宙线中级联簇射的原因等问题。两个人特别是束星北与大师之间，不仅是请教、探讨，更多的是争论。“5月23日，12时30分，我们到达杭州，受到从大学来的三位青年科学家束星北、王淦昌、何增禄以及张绍忠教授的迎接。5月24日，演讲之后，我们应邀到市政府赴宴，由于年轻的物理学家们，特别是束博士和我父亲争论得特别起劲，我们迟到了一会儿。5月25日，束博士、王博士和何博士陪着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并不停地与我父亲讲话。当我们分手时，天正下着雨，但我仍然看到强壮而坚定的束博士面带微笑站立在倾盆大雨中，只为尽可能地与我父亲多争论上几句。”尼尔斯•汉斯日后回忆道。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曾称，束星北给玻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玻尔回去后，不断收到上海几所大学和浙江大学师生的信笺，多为探讨物理学上的有关问题。也有些师生向他请教、询问到国外深造学习的途径，有的则直接让他帮忙介绍。对于这些要求，玻尔的回答千篇一律：中国有束星北、王淦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外边去学习物理呢
据称，50年代初玻尔还向拜访他的中国科学家打听束星北，却没人能告诉他束星北的去向。以后，束星北又出现在一些关注他的人们的视线里，而那已经是另一个舞台了。
当面责难蒋介石
1935年，竺可桢接替被学校师生驱逐的郭任远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最初只想为下一任作为“桥梁”的他，在这个位子上一坐就是13年，并将浙江大学办成了全国最好的大学。
需要说明的是，束星北重回浙大并非一帆风顺。不少浙大元老对竺可桢首批圈定召回束星北表示异议。认为此人个性太强，太冲，难以驾驭。束星北当面责难蒋介石的事被重新提出。
束星北遵母命辞聘回国完婚后，经在国民党蓝衣社任社长的大舅哥凯悌介绍来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物理教官。他的教学水平和才气，很快就引起了学校的重视。一天，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按惯例要召见几个军官，束星北有幸给学校点中。在这所由委员长兼任校长的学校，能够得到提名召见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束星北却把这次召见变成了“面责”。当时，正值“一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国人对国民政府对日政策颇不理解，在束星北看来，驻扎上海的十九路军违抗政府不准抵抗日本人的命令是民族英雄的壮举，而国民政府却在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上海时，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是屈辱的卖国行为。束星北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束星北当着众人的面一顿“大炮”，弄得蒋介石很是下不来台，只是说了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拂袖而去。蒋介石显然是动怒了。束星北的嫂嫂是宋美龄的秘书，据她透露出消息说，蒋介石回到总统官邸还在喋喋不休地说这事。束星北也正是因为此事知趣地辞去了物理教官一职，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文章《引力与电磁合论》、《爱因斯坦引力理论的非静力场解》敲开了浙江大学的校门。
后来束到浙江大学去应聘，有些人还拿他“面责”蒋介石一事加以阻挠，但竺可桢还是聘用了他。
但是束星北的“个性”并没有成为校长竺可桢的使用人才障碍。他力排众议，束星北被第一批聘回浙江大学，并委以重任。束星北离开浙江大学时还是物理系副教授，重新被竺可桢聘回后不久，便晋为教授。
“苏步青事件”：束星北性格的真实折射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他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界。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做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是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束星北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出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束大炮”的“正本清源”
于良（青岛海洋大学物理系主任。50年代山东大学助教、束星北的学生）：
束先生是1952年下半年来山东大学的，他刚到学校，就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彻底认识了这个早闻其名、而未见其人的“束大炮”（束大炮是束先生在浙江大学时同事赠给他的外号）。这年年底，在学校大众礼堂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报告会，主讲人是中国最著名的热力学家王竹溪先生。
王竹溪30年代初就在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以后留学英国，从师于剑桥大学著名物理学家福勒，福勒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的老师，王竹溪在跟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时，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王竹溪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便被西南联大聘为教授，那一年，他才27岁。院系调整后，王竹溪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以后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1955年），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当时。教育部要求南北重点大学相互交流学习，王竹溪作为北方的代表专程到上海、南京等地的大学作了讲学和交流，返程途中，被华岗专门请了来。那天，大众礼堂座无虚席。物理系、数学系的教师、教授们大都到场了，华岗校长和一些校领导也来了。这样的场合，我属“小字辈”，因而在最后一排捡了个座坐下来。在我印象里，王先生的学术报告内容广泛，涉及卡诺热机运行、平衡状态下的压缩气体、热的气体运动等，也不时穿插一些国际上有关热力学最新动态和争论。他一边讲着一边随手在黑板上写出一些流畅漂亮的公式或重要的概念。我那时现代物理的底子较薄，量子力学也好，热力学也好，虽也知道个一星半点，但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学习，对王竹溪那些排炮般公式概念也只能是囫囵吞枣。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将笔记做好，留待以后慢慢消化。学术报告大约进行了将近50分钟时，坐在前排的会议主持问：用不用休息一会儿。兴意盎然的王先生说不用。他正准备继续讲下去的时候，身穿蓝色长袍高大魁梧的束先生走向讲台。他也不做任何解释或开场白，在人们疑惑的目光里，他将双手撑在讲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几乎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着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没人说得清这是怎么回事，大厅上空沉寂了好一阵子后，我听有人小声嘀咕说：束星北、束星北。我一入校就知道了束星北的名字，却一直无缘得见，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里认识了他。
最难受的应该是王先生，他呆呆地“干”在一旁，看看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又求援似地看看台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会场主持人也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拿眼使劲地瞅华岗和其他领导。会场发出了一阵骚动。束先生好像根本就没有看到别人的情绪和反应，也不在乎别人是什么样的感觉，一味在那里“正本清源”。大概是见华岗没有反应，会场渐渐平静下来，束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有40分钟。也可以说，是对王竹溪“清算”了近40分钟。这期间，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主持人几次让他坐下来，他都未从。
王先生是周培源的大弟子。据说他回到北京后，曾到周培源先生面前哭诉。大学的有关领导也认为此事有损王先生的面子也有损于山东大学的名声。专门找束先生谈话，束先生却说，有些东西他没从根本上讲通，我自然看不下去。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堵得领导没脾气。
不同观点、相同命运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50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36号教授别墅大院。36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6百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840元。840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720元，即使是720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列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摘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定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接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拿手的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等。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像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它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但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玻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
刘洪宾：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的，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
但是束星北却触动了他的根子，触动了大是大非问题。他当然不会作出让步。那个时候。华岗是代表时代的，他的思想观点自然为多数人接受、拥戴，不过束先生的思想观点也有一批听众，当然这些听众多为旧山大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表面上不会给束先生帮腔，心下却觉得束先生讲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炽热的政治之风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学要被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观点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即使在一些已被划到敌人营垒里的人，他也不会轻易举起致人死命的拳头，他会放一放，抻一抻，宁可让时间说明问题。可是华岗又是个有信念讲原则的人，同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样，信念、原则是他们的生命，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点清楚地写在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遭劫后的经历中。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校长职务只担任到1955年，这一年秋，他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中落马。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党内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1957年华岗被押送至北京，到1965年，整整审查了10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民权7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诗），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华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
华岗与束星北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却演绎了极为相同的命运。华岗并没有因他曾经的地位和忠贞而稍获宽恕。在隔离关押中，华岗饱受了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以致造成了多种疾病，被监狱遣送回家治疗。他的家人在他落难后便从原来的别墅迁出，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家人的生存空间，也为了不在政治上牵连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体尚未好转，便又回到监狱。他自己要求返回监狱的时间是1972年春节前夕，回到监狱后几个月后（5月17日），便病死狱中。华岗尽管受尽折磨，贫病交加，饱尝世态炎凉，可是据山东省监狱看守称，至死，他的信念与原则也没有动摇。
1979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束星北又怎样呢？他没有幸灾乐祸。当得知华岗以前并未因他公开顶撞而挟私报复，相反还曾着意保护他时，他便为自己错怪过华岗而自责。他通过华岗夫人将自己的歉意转达给狱中的华岗；随后，他又数次致信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为华岗鸣冤叫屈……束当年的一位同事在回忆这一切时，感慨地说：“（有人）称赞他是硬骨头，是绅士，是君子。这种时候，提他，称赞他，是一种比照，是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窝里窝囊的气愤和憎恶。这个时候，大家重新再看束星北，觉得他是个英雄。”
（选自《时代文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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