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延安整风的若干疑问
──读《延安整风实录》有感
作者：刘凌 转自博客网
【内容提要】
由读《延安整风实录》一书所引发的疑问：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是否也有思想禁锢的一面？是否在破除原有洋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滋生了时间更长、为害更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土教条主义？解放后不断升级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与延安整风有无联系？有无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延安整风作出新的更加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延安整风可谓中共的“轴心时代”，它奠定了中共的政治、组织和思想基础，似乎是此后一切功过得失的源头。但大陆的党史研究，实再难以叫人恭维，“凡是”论和为尊者讳的气息十分浓厚。
最近读了本《延安整风实录》（高新民、张树军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就给我这一印象。吾非专业史学人员, 对这段党史更无研究，仅从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提出若干疑问，以向作者和其他专家请教。
1、在中共党史档案未解密的情况下，后来人写的党史能否自信地号称“实录”？还是仅指实录所见资料？
2、该书虽云“实录”，实有大量肯定性评价，却提不出真正的问题，更无认真的教训总结；仅在末章以中性表述“一波三折”为题轻描淡写之。这是严肃的史学人员应有的科学态度吗？
3、429页引毛泽东语云：“自遵义会议以来……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刘注），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了”，毛为何还要整“宗派主义”的风？他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在历史上真的存在组织形态的宗派主义吗？仅仅政见不同，能否称为“宗派主义”？
4、毛致函彭德怀：要求每人写反省笔记、思想自传，最后发动坦白运动，叫各人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297页）。这被某些史家誉之为“一大创造”。但这种“创造”，是否带来扼杀个人独立性、个人隐私，甘做驯服工具的严重后果？“文革”中大办所谓“学习班”（刘按：清朝有洗脑的“改过迁善局”），鼓吹“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暴发革命”，是否与此一脉相承？
5、姑且承认其合理性，但是否能贯彻到底呢？毛泽东要求：“这次整顿三风，重心在自己身上”（163页）。但为什么毛及其拥护者却总是把“重心”放在别人身上呢？毛说他自己“不是没有”错误缺点（432页），这是实事求是还是故作谦虚？如果是实事求是，他为什么从不作自我批评，而老是批评别人？
6、在运动后期，毛承认“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夸大问题，缺乏调查研究”，表示“我负责”，并向受害人“赔个不是”，举手敬礼（283页）。但仅仅是“过火”吗？他又是怎么“负责”的？对那些屈死的冤魂，对遗害无穷的后果，赔个不是、敬个礼就能打发了吗？最起码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吧？为什么不上到这个纲上？他多次严斥王明等人三番五次的检查不彻底，可他自己“我负责”的检查，比之是更彻底还是更不彻底？这是否意味着毛自认为、别人也认为，他是个享有“豁免权”的特权党员呢？
7、对这种有严重主观主义倾向的“整风”，能给予无限拔高的肯定性评价吗？解放后多次的党内外过火斗争，摧残人格与思想，是否与对这种主观主义的宽纵有关？是否认为只要革命大方向正确, 有点主观主义也无妨呢？
8、为什么在严厉批判主观主义的“整风”中，又发生严重的主观主义呢？是否与党内民主的严重缺乏有关？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没有全体党员真正的政治平等，能否有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整风”？是否只能是部分“正确”的人整部分“错误”（而且是路线错误，什么叫“路线错误”？与政见错误有何区别？）的人？
9、毛泽东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曾给王明冠以“反党”罪名（417页），后经共产国际干预，才又改称“党内错误”（428页）。胡乔木透露，一份毛当时写就的批判王、博错误路线的未刊稿，“用词辛辣、尖刻，甚至还带有某些挖苦”（刘按：何止是挖苦，简直是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如说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些普通百姓的知识也没有”；称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手段异常毒辣”（101、102页）。这简直是军事政变了。但事实证据何在？这种凭空诬人罪名的做法，是否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发扬光大，在十年动乱中登峰造极？
10、 鲁迅的学生萧军，在整风期间，提倡作家应“自由”、“独立”（刘按：与鲁迅的观点相近），当即遭到胡乔木的批判。会后毛请胡吃饭，“祝贺开展了斗争”（240页）。这与解放后不给作家“创作自由”，扼杀作家独立性和批判性，是否有内在联系？
11、毛泽东与鲁迅的心真的“相通”吗？为什么胡风、萧军、丁玲等鲁迅的追随者，纷纷交倒霉运，而当年排斥鲁迅的人却个个飞黄腾达？这与1957年毛、罗对话说鲁有可能“关在牢里”有否内在联系？
12、王实味因批评延安某些阴暗面而获罪。早在他被打成“反革命”之前，就已判为“思想上的敌人”了。这是否开了以言定罪、定思想犯的恶劣先例？
13、所有这些问题，又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它是否也有思想禁锢的一面？是否在破除原有洋教条主义的同时，又滋生了时间更长、为害更烈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土教条主义？解放后不断升级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与延安整风有无联系？有无必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对延安整风作出新的更加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所有这些问题，都期待着有良知、有道义感、有责任心的史学家，做出无愧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回答。我期待着，我相信全党、全国人民也都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