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
－－反“右派”50周年
作者：
徐胜斌
转自：博客网
【内容提要】对“右派”钓鱼的策略出自毛泽东一人之手。1956年形成的毛泽东个人专断是“钓鱼――反右”的体制原因；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钓鱼――反右”的理论根源；维护集权体制是“钓鱼――反右”的政治原因。毛泽东决断“钓鱼”是1957年1月而不是6月，是“诱敌深入”策略在和平环境下的再现；“呜放”和“整风”是“钓鱼”的两个“诱饵”。“钓鱼”的成功，是造成以后一系列重大错误决策的历史根源。
反“右派”运动过去50年了，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当年的“右派”大多数是民主人士，他们几乎都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右派”运动，是毛泽东用“钓鱼”手法一手制造出来的。
“钓鱼”的原因
1、个人专断，是“钓鱼”的体制原因。
毛泽东个人专断形成的主要标志是他粗暴地否定了“反冒进”运动。
1956年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以后，中共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产生了急躁情绪，不少地方和部门的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造成财政赤字，原材料异常紧张。这年5月中共中央开会决定，经济发展要实行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当然，这条方针是正确的。会后，刘少奇要中宣部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毛泽东看清样时，很不满意，因为是中央的决定，他不便马上否决，只在上面批了“我不看了”几个字。后来他解释说：“反对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没过多久，1957年1月18日、27日他就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公开指责反“冒进”，他说：“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1页）迫于毛泽东的威望，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都默认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凌驾于集体之上的专断，始发于1956年底，形成于1957年初。从此，毛泽东的个人意志成了全党全国的意志。有时，毛泽东也召开政治局会议，那只是推行他个人决策的愰子。他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方法或手段，决策之前，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最后决断要集中到一个人。
这就是说，1956年起中共就形成了毛泽东个人专断体制。
对“右派”“钓鱼”，是毛泽东专断以后的第一个决策。
2、以政治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钓鱼”的理论根源
历史跨入1956年，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中国人民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向贫困和愚昧宣战，这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朝这个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紧随着国际上发生“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部分地区出现学生工人农民“闹事”，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匈牙利事件”是匈牙利人民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以后，对拉科西推行斯大林专制主义进行的抗议。毛泽东却把它视为反革命捣乱，极力劝说苏联出兵镇压。事情刚刚过去两周，即11月15日，毛泽东就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8页），1957年1月他又说：“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同上第338页）
毛泽东把执政党的拥护者视为革命阶级，把民主人士视为反革命阶级，这就是以公民的政治态度、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他虽然也承认执政党本身的官僚主义会导致群众闹事，但是，他把民主人士看作主要危险。他提出，采用整风的方法解决党内官僚主义，而对于民主人士，则要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他还认为，曾经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人士都是“以拥护社会主义面貌出现的”。对于这种“敌人”，就只能让他们放，然后抓住他们的“尾巴”进行反击。于是形成了他对民主人士的“钓鱼”策略。
3、力图维护集权制，是“钓鱼”的政治原因
中共执政以后，一方面威望甚高，人民拥护，另一方面，官僚主义迅速膨胀，引起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的批评。毛泽东以为这些批评是针对中共领导权来的，便立即提出“鸣放”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特别明确拥护共产党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最主要的两条。虽说这六条标准是反“右派”以后加进《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去的，但这的确是他自1956年下半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思想，只是“钓鱼”的需要先没有公开讲出来而已。无疑，毛泽东把共产党的领导绝对化而步入了形而上学。
决定“钓鱼”的时间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钓鱼”计谋,是“右派”发起进攻以后，即1957年6月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他在这年1月就策划好了。
1月27日,他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说：“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至于梁濑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所谓“让他暴露”、“后发制人”，就有“钓鱼”之意。请注意，章乃器被毛泽东声色俱厉地点名时，还是共和国的首任粮食部部长。在毛泽东眼里，章乃器已是入另册了，这就等于在党内公开宣布：对章乃器这类人总有一天，是要算总账的。反“右派”运动在党内达成默契，这次会议是关键。
“钓鱼”的经过
毛泽东是一位非凡的战略家，长期的军事斗争，使他对“钓鱼”即“诱敌深入”的策略运用娴熟。他是分两步来实施这个策略的 ：第一步实行“战略退却”，第二步实行“战略反攻”。
1957年毛泽东发动反“右派”运动,也是按这两步走的：1月至6月初是战略退却阶段；6月7日至1958年上半年是战略反攻阶段。在第一阶段，毛泽东使用鼓励“鸣放”和“开门整风”两个“诱饵”，将中国一大批善良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人士）欺骗得晕头转向。
首先，作两个报告鼓励“鸣放”。
毛泽东认为，要把“匈牙利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关键是要把民主人士中的主张第三条道路者“引出洞来”，让他们暴露，做出错误的言行。实际情况却是，经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普遍变得谨慎了，有话也不敢讲，害怕抓辫子。为了让民主人士开口，毛泽东一连作了两个报告：
――2月27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扩大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
――3月12日,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这两个报告发表时都作了大量修改，与当初的内容出入很大。
当时参加听这两个报告的人得到的印象是：进入社会主义以后，阶级消灭了，阶级对抗不存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以要实行放的方针。修改后的报告强调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激烈性。
即便是作了重大修改，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这两个讲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没有提到他在省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后发制人”。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内外有别。这样一来，报告的真正目的便被掩盖起来了。不出所料，两个讲话虽然在党内引起很大争论，却受到党外人士的热烈欢迎，民主人士在“三反”、“五反”中筑起的思想防线被渐渐突破了，他们敞开心扉，提建议、发议论，形成了“放”的热潮：
3月18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说：“消除党与非党知识分子的隔膜”要靠领导干部的“主观努力”；
3月20日，复旦大学教授王造时在政协会议上说：“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征更难”；
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民主同盟负责人费孝通先生写成后放了很久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表明知识分子既欢迎周恩来头一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又对前几年思想改造工作有不满情绪；
4月15日，被毛泽东在内部点过名的章乃器，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会宣教工作座谈会上，居然談及不要神化毛泽东，他说：“大家都是人，没有哪个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内。”
这些现在看来都是正确的意见或建议，当时毛泽东全都视为“右派言论”。
5月4日，他写的党内指示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批评，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
5月18日，他在供党内传阅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写得更直白：“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里，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4页）
显然，毛泽东认定，右派进攻开始于1957年3月，而不是6月。这时，他认为反击的时机还不成熟，“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充分暴露。
其次，以开门整风为诱饵，引诱更多的“鱼”上钩。
毛泽东早先宣布的整风运动有两个方案：一个是1957年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另一个是1957年先学文件进行整风试点，1958年全面展开。无论哪一种方案，从发通知到整风，中间都必须隔一段时间，以便让那些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问题的党员干部自己放包袱，搭“楼梯”下楼。不这样做，就是“不教而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28页）然而，毛泽东并没有按宣布的方案进行，而是于4月27日突然发出整风通告，并且急忙在5月1日《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为什么要取消整风准备阶段？整风条件真的完全成熟了吗？真的是要搞“不教而诛”？
事实上，按照原定方案，整风条件并不成熟。毛泽东连续作了前述两个报告以后，党内与党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党内中下层许多人表示不理解。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二·二七”讲话只作了简要报道，連一篇社论也没有发；对“三·一二”讲话甚至連报道都没有作，以至触怒了毛泽东，他斥责说“死人办报”。
·北京市委当时向中央汇报：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怀疑和顾虑；有的认为虽然放手发扬民主能够克服官僚主义，但是会产生无政府主义。
·湖南省委在汇报中说：一些党员干部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矛盾，认为人民群众“闹事”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的。
正因为各地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不理解，一些地方组织对讲话采取消极抵触态度。这个时候，原来意义上的整风，条件显然不成熟。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偏偏提前整风？唯一答案是：现在提出的“整风”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整风，而是钓鱼的“诱饵”。既然如此，“不教而诛”的顾虑就不存在了，整风的准备阶段自然也就不必要了，整风通知也就不必逐级下达而是直接公开发表，至于党内有人思想暂时不通也无关大局了。
再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以“诚意”彻底解除民主人士的思想防线。
毛泽东虽然在整风通知中明确提出，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运动，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实际上，他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引诱民主人士唱对台戏上。
整风指示公开发表的前一天，即4月30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一次特殊的最高国务会议，特别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无党派人士参加。他在背后大讲最近两个月右派表现得很猖狂，当着民主人士的面，说的却是，两个月来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的批评意见是很好的。还号召他们：多攻一下，切实攻一下，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能解决。随后，毛泽东又在5月4日的党内指示中强调一定要请党外人士向党提批评意见，而且对不正确的在时机不成熟时不要回答。
随后召开的各种类型座谈会都只邀请民主人士到会发议论，却从未要工农兵发言。个别民主人士因忙于工作没有到会，主持人还特地打电话要求他们一定要到会发言。毛泽东的醉翁之意还不明显吗？这些民主人士都相信毛泽东是真心实意的，便个个发出肺腑之言，善意帮助党整风。
最后，毛泽东利用报纸在更大范围“钓鱼”。
4月30日晚，他在天安门城楼的座谈会上就提出民主人士的言论要在报上发表。5月4日、14日、16日，他又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强调“对于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地、不加粉饰地报导出来”，“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问题。”（转自《反右派始末》）毛泽东的“诚意”，报纸的不断升温，战略退却目的达到了，“鱼”接二连三地“上钩”。这时，毛泽东认为反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钓鱼”的严重后果
反击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到1958年，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
毛泽东对“钓鱼”成功从不讳言。他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直言不讳地说：“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5页）后来他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中还说：“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33页）当有人指责他“钓鱼”是阴谋时，他却反说：这是“阳谋”。
毛泽东“钓鱼”，开了镇压民主人士之先河。从此，给共产党提意见成了禁区，他自己成了绝对权威。这是导致接踵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错误的历史渊源。
综上所述，根本不是“右派”进攻了，毛泽东才“钓鱼；“右派”进攻，完全是毛泽东一手制造出来的，是他把民主人士当作敌人对待的结果。
1957年“反右”必须彻底否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尊重与保护不同政见者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年的“右派言论”大都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我们必须全盘否定反“右派”运动，维护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以现代政治文明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2、吴冷西：《忆毛主席》 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
3、王实味等：《野百合花》 花城出版社 1993年版；
4、叶永烈：《反右派始末》 青海出版社 1995年版；
5、朱地： 《1957：大转弯之谜──整风反右实录》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